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。当时明帝曹叡已亡，由曹爽、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，政局十分险恶。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，他托病辞官归里。

正始十年（249年），曹爽被司马懿所杀，司马氏独专朝政。司马氏杀戮异己，被株连者很多。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，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，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，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、明哲保身的态度，或者闭门读书，或者登山临水，或者酣醉不醒，或者缄口不言。

不过在有些情况下，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，也不得不应酬敷衍。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，当过散骑常侍、步兵校尉等，因此后人称之为“阮步兵”。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、备九锡写过“劝进文”。因此，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，对他放浪佯狂、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，最后得以终其天年。

阮咸，字仲容，“竹林七贤”之一，阮籍之侄，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“大小阮”。他历官散骑侍郎，补始平太守。山涛认为他“贞索寡欲，深识清浊，万物不能移。若在官人之职 必绝于时”（见《晋书》本传）， 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。

他与阮籍一样放荡， 狂浪不羁。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，母亲死时，按礼姑姑要还家，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，其姑认为不符合礼教。便带婢女走了，阮咸得知借驴骑上追赶，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，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，此事为世人所讥。

因此他朋友不多，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。有一次，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，他也来参加，不用酒杯，而是用大盆盛酒，喝得醉醺醺的。席间有人笑他如同猪贪吃，阮咸就效仿猪的样子喝酒。他一面饮酒，一面鼓琴，真是不亦乐乎。于是“与豕同饮”就传为笑话。

阮咸妙解音律，善弹琵琶，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。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“阮咸”为名。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，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，便极为嫉恨。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。阮咸还有著作《律议》传世，见《世说新语·术解》。

刘怜，魏末，曾为建威参军。晋武帝泰始初，召对策问，强调无为而治，遂被黜免。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。为避免政治迫害，遂嗜酒佯狂，任性放浪。一次有客来访，他不穿衣服。客责问他，他说：“我以天地为宅舍，以屋室为衣裤，你们为何入我裤中？”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。唯著《酒德颂》一篇。

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。他之加入竹林名士，是以其风神气度。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：“如璞玉浑金，人皆钦其宝，莫知名其器。”也就是说，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。而大器度，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。虽然山涛与嵇康、阮籍情意甚笃，但是志趣其实并不相同，这从他举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与之绝交一事，即可说明。他走的是另一条入仕的道路。

山涛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，他谨慎小心地接近权力。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，山涛看出事变在即，“遂隐身不交世务”。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，而曹爽将败，故隐退避嫌。但当大局已定，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时，他便出来。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，靠着这层关系，他去见司马师。司马师知道他的用意与抱负，便对他说：“吕望欲仕邪？”于是，“命司隶举秀才，除郎中，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。久之，拜赵相，迁没书吏部郎。”开始做的当然都是小官，到了任尚书吏部郎的时候，山涛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了。

嵇康曾有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一文，后人因此对山涛颇多鄙夷。虽然山涛并不像嵇康那样是非分明，刚直峻急，但也只是行不违俗而已。譬如他也饮酒，但有一定限度，至八斗而止，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。山涛生活俭约，为时论所崇仰。他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，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，他告诉嵇绍说：“为君思之久矣，天地四时，犹有消息，而况人乎！”可见他二十年未忘旧友。

至于他投靠司马氏，似也无可非议。因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“经世致用”，他们想必也有所谓的“实现自身价值”的问题。但他们拥有的纯知识的地盘却是如此之少，除了天文、历法以外，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“医卜星相”、“百工”的贱业。法律、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，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，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读书与做官了。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，仅有一技之长以至鸡鸣狗盗者自不必言，就是有经纬天下之术的盖世英才，舍“货与帝王家”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。

王戎幼颖悟，神采秀彻。善清谈，与阮籍、嵇康等为竹林之游，戎尝后至，籍曰：“俗物已复来败人意。”他是七贤中年龄最小、最庸俗的一位。晋武帝时，历任吏部黄门郎、散骑常侍、河东太守、荆州刺史，进爵安丰县侯。后迁光禄勋、吏部尚书等职。惠帝时，官至司徒。戎苟媚取宠，热衷名利，立朝无所匡谏。性极贪吝，田园遍及诸州，聚敛无已，每自执牙筹，昼夜算计，恒若不足。戎家有好李，常卖之，但恐别人得种，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，因此被世人讥讽。在官场是一位难得的智慧谋者。他不仅知人善用，且恩威并施。当时手下的将士，当地的百姓都心甘情愿臣服于他。当权者晋武帝也十分欣赏他，让他担任要职，后来有人诬陷王戎贪污，晋武帝直接对朝臣说：

嵇康，崇尚老庄，讲求养生服食之道，著有《养生论》。与阮籍齐名，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《魏氏春秋》：“（嵇康）与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、河南向秀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、沛人 刘伶相与友善，游于竹林，号为七贤。”他的朋友山涛（巨源），后来投靠司马氏 当了吏部尚书，曾劝他出去做官，他遂写了一封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加以拒绝。因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，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，遭钟会诬陷，为司马昭所杀。

嵇康在政治思想上“托好老庄”，排斥“六经”，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，主张决破礼法束缚。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，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。他认为“元气陶铄，众生禀焉”（《明胆论》），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。提出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之说。嵇康自幼聪明好学，才思敏捷。其文“思想新颖，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”（鲁迅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。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、《难自然好学论》等为其代表作。诗长于四言，风度清峻；《幽愤诗》、《赠秀才入军》较有名。所撰《声无哀乐论》，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，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，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。善鼓琴，以弹《广陵散》著名，并曾作《琴赋》，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，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。

向秀，（约227年-272年），字子期，魏晋间文学家。竹林七贤之一。河内怀县（今河南武陟西南）人。少颖慧。与嵇康等友善。向秀本隐居不出，景元四年 （263）嵇康被害后，在司马氏的高压下，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。此时写作《思旧赋》。后任散骑侍郎，又转黄门散骑常侍。向秀好老庄之学。当时《庄子》一书虽颇流传，但旧注“莫能究其旨统”，向秀作《庄子隐解》，解释玄理，影响甚大，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。但向秀未注完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。稍后，郭象在《庄子隐解》的基础上补完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注释，又加发挥，成为今日所见的《庄子注》。